图片3

互联网+时代技术创新、非标准劳动力兴起和关系型生产的外部环境，加之政府推动、用户需求升级和城市中心商业地产去库存等内在动力的共同作用，投射到特定的物理空间，造就了共享办公模式的形成和扩散。

1．技术进步和非标准型工作模式的兴起。信息技术降低了在固定地点、固定时间进行劳动的必要性，移动终端和社交网络也使得人们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。基于项目的分散式、移动性，远程和独立型劳动者的比例不断增加，城市专业人员朝九晚五的传统工作模式正日益被远程办公、SOHO 办公、游牧办公等灵活、自由、分布式的新型即时办公模式所取代———目前全球 31 亿办公人群中，移动办公的人约有 13亿。然而现实中，在图书馆、咖啡馆、公园、购物中心等城市公共空间工作，存在干扰过多、效率低下的弊端，而缺少办公服务设施、群体监控和激励，过分依赖远程通信导致的社会网络和专业网络的缺失，也是独立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在配备低成本开放宽敞的办公空间的同时，还提供充满活力的创业社区环境，逐渐获得了独立工作者和小型创业团队的青睐。

2．从空间生产到关系生产的嬗变。在新的经济模式下，城市作为生产物质空间的功能，正日益被社会关系的生产空间功能所取代。对于创新和跨领域的工作来说，知识外溢、信息流动以及基于空间的社会化、专业化网络是生产必不可少的要素，企业更看重城市特别是 CBD 所带来的资源、机会和平台等附加值，而不是物质空间本身。城市空间里到处弥漫着社会关系，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，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; 人们对办公场所的新价值诉求，表现为为求共识的亲面沟通、为求归属感的办公氛围和为超越体验而求的集体环境。共享办公顺应了关系生产阶段社会关系生产的要求，强调在办公空间内部构建相遇、交流、协作和激发的环境，使用者共享的不再是办公室、会议室等物理空间，而是基于通讯技术之上多层互联的组织结构。接近 60%的用户出于社交及与他人交流的目的选择了共享办公空间。

3．千禧世代的创新创业热潮。近两年来，在国家支持创业创新各项政策的激励下，我国新注册企业持续增长，创业人群的规模也日益扩大。

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15年我国日均新增注册企业达1.2万户，2016 和 2017年分别超过了1.5万户和1.6万户，其中 80%由信息技术、文化、体育、娱乐、教育等领域的服务企业贡献。小微企业和初创服务企业对办公空间的多元化、个性化需求，直接推动了共享办公空间的产生和发展。根据高力国际发布的《2017 年灵活办公空间展望报告》，目前千禧世代占亚洲劳动力总数的 47%，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。千禧世代通常被认为将工作时间与个人时间相混合，追求灵活的工作时间、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，因而更愿意选择共享办公模式。目前全球共享办公空间的使用者平均年龄为36.5岁，其中30-39岁的用户比例最高，占所有用户的37%，18-29岁的用户次之，占 28%; 亚洲地区参与人员年龄最轻，为 30.8岁。从教育程度看，大学本科以上的用户占 86%，其中研究生及以上人员占到了 45%。

4．企业对灵活办公需求的增长。从国内一二线城市中央商务区的租户群体来看，金融和科技行业近年来快速成长为需求增长的主力。与第一代科技公司倾向于选择服务业园区进行研发不同，为提升形象、吸引年轻人才，规模更小的第二代及第三代科技公司更加青睐拥有便利交通、丰富零售业态和娱乐设施的中央商务区。大量涌入的科技公司正切实改变着 CBD 办公空间的生态，而共享办公的产生正好适应了科技公司难以预测人员配置和变化、签订短期租约以控制成本等灵活要求 。此外，作为中央商务区需求主力的跨国公司，近年来受租赁会计准则变化的影响，也倾向于将特定项目团队安排在共享办公空间中。一方面，12 个月以下的短期租约将不受新的会计准则影响，不用承担各种长期的租约义务，而且可以在规模上实现更大的灵活性; 另一方面，将特定的项目团队置于共享办公空间中，也更加有利于在动态的环境中实现创新。